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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身边这么多年,只见过他们吵过一次架。”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赵炜刚要进总理办公室,跟总理走了一个碰面,感觉总理好像气呼呼的。见到赵炜,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赵炜,你好好陪陪大姐!”说完拿起文件就出去开会。赵炜走进客厅,看到大姐站在饭桌旁,扶着凳子,也气呼呼的,她想可能是吵架了,但也不好问什么。在赵炜的轻声劝解下,邓颖超慢慢缓和下来。第二天再看他俩,赵炜没有发现一丝异常之处。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他所在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当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邓颖超明白这是求爱,但也觉得这种方式确实特别。她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先跟母亲讲了,母亲让她先“抻一抻”,但周恩来的法国来信一封比一封急,“我不答应也不行了”。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了。
 
  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若干年后,兴致勃勃的邓颖超像少女一样甜蜜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讲完后,邓颖超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后来大家也不再喊他为“周夫人”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称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自己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约定以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名为《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段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跟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姐颇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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